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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一）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相异的战争的整个部署。依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将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倘若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全部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而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即，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就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便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已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若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为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正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的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的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颇值得怀疑了，即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完全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至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如果遭到打击，另外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正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虽然1813年拿破仑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会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倘若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他如果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了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则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
但是，奥地利如果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让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起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了奥地利的侧面。
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而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成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会有过多的危险。
当标洛将军在1814年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每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向前进的根据，这些原因是：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适于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会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譬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两国的军队如果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向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会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分兵前进可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朝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者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是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所以，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可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所以，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着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会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正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凭借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会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说这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十分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若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1757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第九章｜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二）我们如果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再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本集结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临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又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十分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还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了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来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1805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极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着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发动进攻。
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如果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必须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出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小心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虽然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照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得以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敌人假如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它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我们认为，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4）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起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了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尔后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正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倘若行动是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与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这种为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是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象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着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尽可能地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的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正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第九章｜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三）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如我们已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就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来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会是正确的。
我们其次，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并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敌人的军队如果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依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此时，主要打击正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并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每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可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均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会越少。
第二个原则为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够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通常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也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就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若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论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完全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地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无论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都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即，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了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即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与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相反，则成果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恰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相当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够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不能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次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
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路上，那么，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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